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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偿二代”二期（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全面开启，保险业迈入以风险为导向、资本约束更为审慎的新发展阶段。在此前过渡期内，面对更趋严格的资本要求，险企通过发行债券、主动增资等方式积极补充资本，提升偿付能力，并为业务结构转型蓄力。
在此节点，监管再出政策，进一步下调“沪深300”“中证红利100”成分股及“科创板”风险因子。通过降低优质权益资产的资本占用，为市场释放增量空间。
“严监管”与“强激励”，这一“收”一“放”的政策组合拳，让万亿保险资金正朝着更稳定、更长期的“耐心资本”转身，其作为资本市场“压舱石”的功能内涵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中泰非银分析师葛玉翔测算，下调保险公司相关业务风险因子，考虑风险分散效应前静态释放最低资本326亿元，若该资金全部增配沪深300股票，对应股市资金达1086亿元。
“偿二代”二期时代正式开启
保险业于2026年全面进入“偿二代”二期时代。这意味着行业将全面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和风险管理标准，保险公司尤其是非上市主体，将面临更刚性的资本约束。
“偿二代”二期监管规则由原中国银保监会于2021年12月30日正式发布，明确自2022年第一季度起，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需全面执行新规。
该规则要求对保险公司所有的非标资产进行穿透计量，力求精准识别各类计量投资风险，并对实际资本的认可持严格审慎态度，提高财务再保险的监管标准，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计量更加严格，打击通过虚增实际资本的行为，对未来盈余实行分级制度。
此外，二期工程对最低资本的计量进一步完善，新增市场、信用风险的穿透计量，并校准了各风险因子。通过让保险最低资本与资产负债匹配、流动性、投资风险等挂钩，对资金运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保险公司在投资组合规划时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考量。
这一收紧的资本监管新框架，让行业从规模扩张正式转向以风险与资本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可能加速市场分化。
国海证券固收团队研报分析指出，在新规实施初期，险资资产端各类基础风险因子系统性调整。新规将部分非控股类投资浮盈划出核心资本范畴，使得核心资本规模萎缩；严格细化风险因子，最低资本规模上升。在此影响下，2022年一季度保险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两项关键指标大幅下行。
因此，考虑到新规对部分业务及非上市保险公司影响较大，监管部门设立了过渡期安排。该过渡期原定于2024年底截止金斧子配资，后为平稳推进实施，延长至2025年底。
2024年至2025年成为非上市保险公司适应监管变化的关键窗口期。资深企业管理专家、高级咨询师董鹏人认为，“偿二代”二期过渡期的结束，是保险业从过去注重规模扩张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节点。
从短期来看，资本认定趋严和风险因子上调将倒逼险企优化业务结构、强化资产负债管理，这是对行业稳健性的压力测试。长期而言，这推动了保险业从“偿付能力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升级。
发债、增资缓“压力”
随着“偿二代”二期过渡期结束，险企面临的刚性资本约束显著增强，正驱动其资产配置进行长期结构性调整。
近年来，行业已普遍承压，部分公司因规则切换导致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下滑，其中资本基础较弱、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中小型公司压力尤为突出。这类公司不仅资本补充需求更迫切，偿债达标难度更高，且因历史负担较重、利润空间较薄，面临的利差损风险也更大。
因此，不少险企主动调整资产结构，压降高风险资产占比，增配利率债、高等级信用债等资本占用较低、流动性较好的资产，以缓解资本消耗速度。
近年来，多家险企积极通过发债、增资等方式补充资本进行“自救”。
据统计，2025年全年，保险公司已获准及拟议增资规模合计超过200亿元。Wind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共有28家保险公司在境内发行债券，总规模达1517.7亿元。
在董鹏看来，险企发债提速确实反映了行业为满足新规要求、提前储备资本的紧迫性，也是行业在利率下行、资产荒背景下主动优化资本结构、为未来业务拓展蓄力的战略选择。
他预计，未来险企资本补充将更趋多元化和常态化，资本工具创新与永续债等渠道将进一步拓宽，资本管理将从“周期性补给”转向“前瞻性规划”。
监管调控资本“阀门”
除险企自身调整外，为保证“偿二代”二期过渡期平稳结束，监管也采取了调控措施。
近期，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保险公司相关业务风险因子的通知》（简称《通知》），进一步下调“沪深300”“中证红利100”成分股及“科创板”风险因子，预期释放增量资金，带动险企偿付能力指标小幅回升。
偿付能力充足率是保险公司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高，通常意味着保险公司偿付风险越低，财务根基越稳固，长期经营韧性也越强。
偿付能力充足率其计算公式为，偿付能力充足率 = （实际资本÷最低资本）×100%。其中，“风险因子”就是计算分母“最低资本”的关键参数。
公司将所有资产和业务按照各自的风险因子进行折算并加总，最终得出整个公司必须持有的“最低资本”总额（即分母）。某项资产要求的最低资本可以大致归为，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对应的风险因子。
根据公式假设，某保险公司持有100亿元符合长期持仓条件的沪深300指数成分股。调整前，所需最低资本为100亿元 × 0.3（风险因子）= 30亿元。调整后，所需最低资本为100亿元 × 0.27 = 27亿元。这样算下来，直接为该公司释放了3亿元的资本占用。
这3亿元资本被“节约”出来后，可以用于支持新业务，或者直接提升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
董鹏认为，下调权益资产风险因子，其意图在于缓解偿付能力压力与鼓励服务实体经济之间寻求平衡。风险因子下调降低了权益持仓的资本消耗，提供了必要的激励窗口，但实质性提升仓位仍取决于多重因素，市场是否提供足够多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险企内部考核机制能否容忍短期波动，以及资产负债久期匹配的实际需求。
不过，他也提醒，这一政策为险企适度提升权益配置提供了空间，但能否真正提升盈利还需看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和资产选择能力，切忌将“松绑”简单理解为追逐短期收益，而应着眼于通过长期股权性投资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匹配。
撬动千亿量级资金释放
“偿二代”二期的全面实施与风险因子的适时调整，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密的资本监管“指挥棒”，引导保险业从粗放扩张转向精细化、价值化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一系列政策意味着更稳定、更长期、更专注于优质资产和战略领域的资金供给。它不仅直接降低了险资长期持股的资本占用成本，为增配权益资产释放空间，更有助于鼓励险资成为大盘蓝筹股的“压舱石”与科创企业的“耐心资本”，并通过投资绿色债券、支持出口信用保险等方式，更直接地服务国家战略。
从资金面看，效果已可量化测算。中泰非银分析师葛玉翔测算，下调保险公司相关业务风险因子，在考虑风险分散效应前静态释放最低资本为326亿元，若这部分资金全部增配沪深300股票，对应股市资金为1086亿元。
国海固收团队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政策意图明确、新政策全面落地、权益慢牛、债市低利率的综合影响下，风险因子下调释放的增量资金或更多留在表内优化企业自身偿债能力指标；另一方面，部分资金或仍会优先配置红利资产金斧子配资，短期替代部分高波动信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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